最近台大出了爱滋器官捐赠的大纰漏，素有大炮之称的台大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一肩扛起责任，辞去器捐小组召集人职务。面对台大螺丝松了、百年老店出包等批评，日日以院为家、对台大医院感情很深的他，有自己的分析与看法。本刊独家取得他的第一手告白，他眼中的台大医院。
这次事件我为什么要自己跳出来，真正的原因就是不想让基层变成扛责的人。只要读过一遍检验报告（anti-HCV negative, anti-HIV reactive）就知道，的确是有可能说错或听错。不管说错、听错，到最后就变成协调师与检验师两个人的错，但这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两位二十几岁的小女生能够负责的。扛下责任 不要重演荣总事件我扛下来也许会导致错失检讨真正问题的机会，但这在道德上比较正确，而且之后我一定会想办法改善。我一定要避免重演当年荣总疟疾事件，年轻住院医师最后自杀的悲剧。而且今天把他们逼死了，更死无对证、更没改善机会。 这次为什么出事？根本原因出在我们没有覆核机制，就这么简单！要覆核可以，要有钱才有人，因为要增加人力。在经费紧缩的情况下，这个系统施行了十几年没出事，就这次不小心出错而已。这可应用六个标准差理论来说明，要由三标准差提升到六标准差没问题，但要增加人力。然而钱只有这么多，协调师薪水更只有三万元，要 怎么办？ 这是系统的错，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董事长由卫生署政务副署长兼任，因为中华台湾时间官不聊生、政务官频频换人，九年换了十位董事长。一家公司九年换十位董事长会做得好吗？该中心执行长一个月只有三万元，能雇到什么样的人？摆明了只能来兼职。这样，事务的推动速度就慢下来了，很多问题我以前就提出来了，事实上也在处理中了，只是还在处理中就已经出事了。 这也是我的错，部门要自负盈亏，卫生署给多少钱就只聘多少人。其实现在想想，就算人力不够，也应该向院方要求增补人力，台大医院应该愿意贴钱去做好它的，只是我想自己能扛就自己扛，不想麻烦院方，最后就扛出问题了。 台大医院到底在台湾社会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说实在的，我还在思考，我没有答案。不过要先回答的是，台大医院到底是以教授为中心的医院，还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医院？台大医院真正危机 是道德危机台大医院在以前开刀顺序并不是依照病人的紧急性来决定，而是教授开完，换副教授开，再轮到助理教授、讲师，年轻主治医师就晚上看麻醉科愿不愿意帮忙，才有机会开刀。不是以病人的需要性来决定，而是以他的主治医师是谁来决定开刀顺序，往往造成小刀先开、大刀排到下午以后，麻醉人力上午闲置，晚上再加班。美其名为尊师重道，其实根本是阶级剥削，造成人力浪费、成本上升。在这种阶级制度文化下训练出来的医师会缺少道德感。
所以说，台大医院真正的危机是道德危机。赵建铭是否做错？这不是问题，他当然做错了。但是台大医院为什么会出现赵建铭？这才是问题。说实话，这个案子让我们知道台大是一个道德很低的地方。我们的纵容造成了他的沉沦，但是赵建铭有错，是我们把他教成这个样子，后来开除他的过程，我看来比较像杀人灭口，让这件事从此成了历史悬案。我们从头到尾不敢反省真正的问题台大医院为什么会出现赵建铭？因为一旦反省就会发现这是共犯结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强调反省、认错、道歉的重要性。米其林三星餐厅VS. 麦当劳连锁店台大医院缺少人格的模范，明白的讲，许多人都不尊敬自己的老师。每次外界提到台大校长，只会想到傅斯年，但他实际上只当了一年九个月的校长。其实比建筑物更长久存在的是文化、思想、制度，这些可以传递给更多人、留存更久。台大医院欠缺更多像傅斯年的人，与他比较起来，每位院长都面目模糊，卸下任后总觉得没有给人什么特别的感觉。台大医院需要有人来树立表率，这比盖一堆大楼重要，院长不用研究做得好，也许院长无法去管到整个台大医院，但要能建立一个模范，作为道德、人格的表率。为了企业经营，各种作法制度都可以变，唯一不能变的是人的价值观。 第二要问的是，台大医院是台湾社会的台大医院，还是台大医疗体系的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近年来广设分院，人力吃紧。以前台大医师还有能力支援署立医院、财团法人医院，但是现在吃都不够了，哪还能再拿去晒成干？以前台大医院只有一家，像是米其林三颗星的西餐厅，现在分院多了就比较像是麦当劳连锁店了。若定位台大医院是台湾社会的台大医院，就要有机制把训练好的人才放出去回馈社会，而不是全部关在自己的总院和分院中而已。 第三要问的是，台大医院院长该怎么产生？一直以来，院长由台大校长直接任命，不用经过委员会决议、不用政见发表会，换句话说，院长不须对任何人负责，只要对校长负责就行了。这让我想起《雍正王朝》影片干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额，康熙遗诏放在匾额后面的盒子，打开来才能知道是皇十四子还是皇四子继位。我不知道院长的产生该有什么合理的制度，但至少要有制度吧！
